蒋委员长

两个捡粪为生的人在路边休息。

一个说,天天跟人抢,累死了。我要是蒋委员长,全村的粪都归我,别人都不许捡。

另一个说,你tmd真没出息,当了委员长还捡粪?我要是蒋委员长,你们统统给我捡。我拿去卖!

当客观条件变好,人们往往循固有的方式去改进自己。客观条件变得少,这没问题,客观条件变得多,方式本身也会改变。上面的故事,是极端的例子。

我相信长远而言,可穿戴设备不应该是手表,大数据的作用不是推送广告,看病不用去医院,上学也不用去学校。手表、广告、医院、学校,都是在一定成本下费用最低的中介。成本改变,中介的形式可能跟着改变。这也许就是常说的“去中心化”。只是,中介未必会消失,只是从一个形式转变从另一个形式。

以教育为例,为什么载体是学校?周其仁说,学校的作用,是减低两方面的搜索成本。一个是学生搜索知识,进了重点中学,他知道学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。一个是大学或者公司搜索人才。名牌大学出来的人,他知道肯定相对比较好。总而言之,要以“学校”作为一个单位来提供服务,减少这两个费用。

局限改变这现象就会改变。比如香港,有“补习天王”一说。是校外的补习机构,往往以老师作为招牌。因为学生进去的目的只是考试,而大学的录取主要看成绩,所以,出现了与学校稍有差别的组合形式。

如果互联网足够发达,假设纯粹为了考试,那么单对单的补习可以视为一种“去中心化”。但是,如果有很多学生同时需要一个老师补习,就需要教室来解决这个矛盾。如果有许多科目,加上对学生人格、品德等方面培育的要求,那么就需要以学校这样一个集体的形式来提供服务。在去中心化之前,我们应该多思考为什么要中心化,它减低了什么费用,而新的科技能否将这些费用减低,以至于中心化变得不必要。有时候用一种形式的中心代替另一种可能更好。

在前智能时代,为什么有手表呢?因为戴在任何地方都有不适,而手腕是相对较轻,同时看时间方便的地方。假设可穿戴的设备带来的不适为0,那么戴在哪里也就没有区别了。这时手腕未必是最适合的位置。如果输入文字和声音的手段足够好,我最希望手机可以粘在拇指下方,这样可以把手放在嘴边讲电话或发微信(假设语音输入畅通无阻),最舒适。当然真到了这一天,设备可能随你粘哪里。又如果可穿戴设备除了测心跳,还可以测血压,血糖,甚至以此判断各种健康风险(我坚信中医的把脉技术会发扬光大),那么人们对不适的耐受程度就提高了。可能愿意粘在胸前,甚至如果芯片的成本变得很低以后,整件衣服就是一个电子设备(假设容易清洗)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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