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五常深圳研讨会演讲zz

一蓑风雨任平生

2015.11.22

各位朋友:

我选择茅于轼先生来介绍我,因为在1983年秋天,我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他,他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中国经济学家。现在大家都老了,来日无多,所以我请他来介绍我。

我很高兴看到林毅夫在这。林毅夫是我很久的朋友,是他的老师盖尔·约翰逊(Gale Johnson)亲手提拔我的。没有盖尔·约翰逊,你们可能就没听说过张五常,是他亲自提拔我的。我那时候写了博士论文的第一章,把他批评得很厉害,说他全盘错,但是他偏偏就是选中我。那时候有个奖金,很难得的奖金,是他做(评审会)主席,他就决定要给这个人,不考虑其他的人。那时我不敢申请,我怎么能申请呢?我把他骂得那么厉害。后来呢,很多人告诉我说,他要我去申请,赫舒拉发(Hirshleifer)叫我申请,我就写了一封很短的信申请,两天之后就收到电报。那时候打电报,不打电话的。那份奖金有很多钱,八千块钱美金一年,不需要交税。(那时候)我的薪水是五千块钱一年,但是要抽税,他给我八千块钱(一年)不需要抽税,增加了1倍。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,有一位叫做乔治·托利(George Tolley)的,在芝加哥大学教书,他说:“我在评选这个一年一次奖金的委员会里,但是盖尔·约翰逊是主席,他不让我们考虑任何人。他说:‘这次这个奖金要留给张五常。假如他不申请,就不发了。’那没办法。”(笑声、掌声)林毅夫的师父的胸襟,我到今天都学不到。你看看我的《佃农理论》,从头到尾都是批评他,是很客气的批评,但是我事实上就是说:“蠢到死。”(笑声、掌声)

我平生很怕出名,你们也许不相信,我怕出名,(但)出名不肯放过我。(笑声)很少读书人这么出名的,在街边卖菜的大妈都知道我是谁。这一方面呢,林毅夫很出名,他做不到。(笑声、掌声)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。我姐姐坐在那边,她就知道,我的出名从小就是这样子,从两三岁就开始了。家里打破东西,一定是骂我。(笑声、掌声)真是没办法,我怕出名是事实。

我喜欢什么呢?你们猜不到的,我喜欢自己称赞自己。(笑声、掌声)自己赞自己,我认为这个是美德。(笑声、掌声)我不喜欢人家赞我,有人赞我,但是我喜欢自己赞自己。你们想想看,你写一篇文章,(文章)寄给评审员(评审),(随后)发表,你是希望别人赞你。我不喜欢别人称赞,我不需要评审,我要自己写一篇文章,自己好开心,仰天大笑:“好文章,好文章。”(笑声、掌声)所以我的文章是没有人评审的。很多人批评我:“张五常的文章没人评审的。”你们都需要人评审,你们要人家评审就是希望别人称赞你,我不是,我自己赞自己。当时有几位编辑,比如科斯,一看到我的文章就登,就是不用审的。我就是喜欢自己赞自己。所以说起来呢,我在学术上有些少的成就,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赞自己。(笑声、掌声)

我该怎么说呢?怎么说呢?我写蜜蜂的那篇文章,人人都说要,有一个说要删一段。我说:“我的文章是不准你们碰的。”科斯知道我自己赞自己,他是不敢碰我的文章的。另外一个编辑巴卡瓦(?)说:“我们规定一定要评审。”我把它交给评审员:“那你们评审吧,但是不可以改,张五常的文章你们不准改,我要登的,我只是给你们看,你们要明白。”(笑声)自己赞自己是很重要的。写文章是创作嘛,你应该干什么呢?你要满足自己,人家称不称赞,这根本上不重要,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刚才茅于轼讲到,我当年在美国,并不是混不下去才回香港的。(笑声)那个时候我天天自己赞自己,也有很多人赞我,诺斯(North)呀,巴赛尔(Brazel)呀,你们看看Umbeck那篇文章,那时候一群人跟着我。我(开始)正式的第一份工作,3个月以后,我没有要求,他们无端端地一致通过要升我做正教授。这是很难得的。人家做得好的都需要12年才能够升,我3个月(就升了)。所以说我在美国并不是过得不快活的。

是科斯叫我回中国的,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,这也不是很大的原因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,我有一个背景你们不是很明白。那个时候我的四姐跟我在一起,在广西,我大概是差几天6岁。那时候日本攻打香港,一年之后就开始逃难了。我姐姐们比较好,因为她们在桂林医学院。后来我在桂林真光(小学)的时候,她们在桂林医学院,说明要照顾我。谁晓得一逃难,大家都跑光了,只剩下我一个。我在学校寄宿,一觉醒来,一个人也没有,我的姐姐们通通跑掉了。那我自己怎么办?我就自己找到火车站,上了火车,爬到火车顶,到柳州去找我妈妈。找到我妈妈时,我妈妈在哭,我哥哥病了,他下面的妹妹(我的一位姐姐)也病了。(在广西逃难)大概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。曾经有几个月在柳州中正中学附属小学,念书的小朋友们常常换的,有空位,就有人进来。可能来了,隔几天又走了,因为大家都在逃难。总之,不管你什么成绩,只要有位子你进去,要走就走。

问题就是,我很大的感受就是,那些小同学们,左边那个死了,右边那个也死了。在座的很多做医生的都很清楚,当手脚开始烂的时候,一粒粒白色的东西开始出来之后就开始烂,烂得好像一个小铜币那么小,然后又收口,收口了第二个地方又烂。烂得差不多的时候,就变黄、变肿,那就没得救了,一定死的。看到那些同学们这样子,隔几天就死一个,隔几天又死一个。我那个时候手脚都烂了,一粒粒的,我妹妹也有,但是烂得最厉害的是我。原则上我应该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,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营养不良。但是我们死不去,就是说还没有到转黄的境地。

后来到芝加哥大学,有一个同事叫格里利谢斯(Griliches),二战时在德国(人建)的集中营住过,我把我的脚给他看,全部都是烂过的痕迹,他也把他的脚给我看,也是有烂过的痕迹。(两人)变成好朋友,他后来做了哈佛的chairman (主席)。所以我大难不死。有这个问题:我要怎么交代呢?也就是我没有儿时的朋友,你们还有童年的朋友,我没有,(他们)全部都死光了。轮到我学到经济学的时候,我可以帮一下中国,那我就要帮。自己并不重要,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够影响国家,我喜欢夸夸奇谈,但是知道这些没什么用。

1982年我回到香港,隔了一年后我开始写文章,到今天,我不管怎么批评,北京都放我一马。我不参加任何组织,我不是改革者,我关心。那算不算爱国呢?很多人说是爱国,我认为不是爱国,我只是关心,就是我心有不甘,因为我自己当年念书不成。

哪可能念得成呢?逃难的时候什么地方有位子,那年级有位子就在哪,有的时候三年级,有的时候变成六年级,然后从六年级又降到三年级,乱七八糟。1945年光复以后,我到佛山的华英(中学)考试,他问我:“你以前念过什么?”他们知道我时而三年级,时而五年级,问:“你到底最高是哪一班?”我那时候大概9岁,(他们问我):“你最高一级是哪个级?我说:“最高的班我念的是小六。”“那你去念初一吧。”(笑)上初一,不行,降到小六。升初一的时候,又不行,又降到小六。最终在1948年,解放前没多久,我爸爸收到一封信,校长(在信里)让我爸爸叫我另谋高就。我爸爸说:“另谋高就是把你开除了。”(笑声)这个是事实。但是在小学六年级有一位姓吕的老师,他很看得起我,拉我到旁边,亲自对我说:“你怎么想东西,我们完全不知道,所以老师教不了你,我没见过一个小孩子这么神奇,我们都没办法想到你到底在想什么。你好自为之吧!你一定行的。我教不到你。”我非常感激他,(后来)我写文章提到这个老师,可是我找不到他。后来有人联络我:“我知道是谁,我知道他在哪里,但是他已经过世了几年。”(后来)在湾仔书院,也是念书不成,看得起我的一位郭炜民老师,是他看得起我,我成绩不行,他还是拼命把我推到皇仁(书院)。到了皇仁(书院),又是留级。看得起我的是黄应铭老师,也是认为我天下无敌,但是(我)没办法及格(笑声)。1954年左右,就被皇仁给踢出学校了。

那时候我父亲做生意,1954年我父亲病重。在去世前大概两个月,他把我叫到养和医院,过了那个山,他住的是私家病房。我父亲不穷的,住在养和医院的头等病房,那是贵得出名的医院。我记得很清楚,就我们父子两个人,他指着望出去的那座山的上面,叫我看一个人。他说:“我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工作。”那时候没有什么高楼大厦,我就好奇他的眼睛怎么那么厉害。他只讲了几句话:“平常我很少跟你讲话,我什么都不行了,医生对说我没有一样器官是正常的,所有内脏都有问题,最多活两、三个月。我叫你来,讲几句话给你。我平常都不理你,自小到大都没跟你讲过几句话。你念书不成,那一点不重要。你现在到店里面去,学学做生意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,我很佩服有学问的人。我一生见过那么多青年,假如你想念书的话,念得最好的应该就是你。你假如不想念书就不要念。但是你要记住我这句话:我是很喜欢念书念得好的人。”

那后来,到了多伦多,又没有学校收我,碰到一个叫做王子春的帮我,1958年,他肯定我。大家都来到多伦多大学,而我却没有学校收。这位王子春是教书的,他肯定地说:“我一生见那么多学生,最好的就是你,你没有理由念不上去的。”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,他说:“你没有理由读不成,你一定能念得最好,我很肯定。”他就帮我申请学校,UCLA收我,(因为我)超龄,收我的原因是超龄。(那个时候我)24岁,超龄,收了我。

我到了UCLA,孤注一掷,我没有第二个机会了,那时候成绩念得非常好。我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,依稀记得,我没有拿过低于A的。这一点都不重要。(本科)两年,硕士一年,成绩好。这一点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我开始做旁听生,因为所有经济学的重要科目我都念完了,考试又很厉害。我就等阿尔钦回来,他去了斯坦福(大学)。选择不这么快去考博士试,这是我最好的决定。我就自己躲在图书馆里面念书,因为博士试随时都可以考。

现在讲起来那是1962年秋天,碰到赫舒拉发教授,这是我的转折点。成绩好是一回事,那时候我们念书并不是想着将来要做教授的,觉得拿个硕士就可以了,找一份好的工作就算了,谁会想到说要出去做教授? 赫舒拉发上完一、两堂课,把我捧到天上去,到处对人说。我只不过是个旁听生,我只不过是有资格问题目,就是搞乱局。(他)到处跑,到处跟人说:“我终于见到一个天才了。”(笑声)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:假如我走学术的路,是可以做教授的,没问题的。但是重点就是在论文。我延迟了两年才考博士,这种考试完全不需要准备的,我整天都在想怎么写论文。我问阿尔钦:“论文怎么写?”阿尔钦回答:“是你写论文,不是我写。(笑声)你问我干嘛?”那我又去问赫舒拉发:“怎样写论文啊?”他说:“我不能教你怎么写,我只是能够告诉你:什么样子的论文我不能接受。假如某一个现象是因为需求,另外一个现象是因为供应,这种论文就不能接受了。”那我心里想:那经济学不是讲需求跟供应那是讲什么呢?后来我写论文,你去看看我的《佃农理论》,我没有提过“需求”、“供应”这两个词,没有提过,因为他说这样子的论文是不行的,是不能接受的。我问他:“历史上最好的博士论文是哪些?”他说:“欧文·费雪的论文、萨缪尔森的《经济分析的基础》、弗兰克·奈特(Frank Knight)的论文,四、五篇,大概是五篇左右,是历史上最好的。”我就到图书馆去,把它们都找出来了,看看人家怎么写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:我要盖过他们。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这个想法阻碍了我两、三年。其实我只要拿博士还是很容易的,那时候有赫舒拉发教授看着我,我哪怕是乱写都可以拿到,但是我要赢他们。我能不能赢过他们?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我晚上坐在那边(思考)。我的《佃农理论》与台湾土地改革有关。政府管制分成(率),不让地主多分,要减低地主的分成率,农业产量增加了。这是不合情理的。我花了好几个月去查资料,结果发现资料是真的。那为什么政府管制增加产量?我坐在那里,一晚上就把它给做出来了。佃农理论做出来以后,加上管制,真的是(产量)增加。我写了11页纸,我现在找不到那份草稿,我寄给老师们看,他们开评论会。下午5点钟开始开会,有四、五十人在座,很多教授(到场),因为我算是明星学生。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错,一直骂,一直批评,一直争论到晚上十点钟。阿尔钦看看手表,走了,跟着其他人都走了,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,厄尔·汤普森(Earl Thompson)坐下来跟我争论。那我怎么办?我找这个题目找了两、三年,终于认为是可以了,终于认为是写成了,交出去11页纸,结果大家都说全部错。怎么办。那时候(夜里)11点钟,在UCLA附近,我想吃个汉堡,打电话给赫舒拉发,我说:“对不起吵醒你。我花了这么多年才搞了这11页纸。你们说我全错,那我的论文是不是要从头再写呀?”赫舒拉发说了这句话:“我一生都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像你这么厉害的。你这篇论文一定是经典。”那我当然很开心。隔了一天,阿尔钦打电话来,他说:“没有人明白你这11页纸讲什么,你让我在上课的时候让同学们讨论。”那我当然开心啦。他一个星期开三次课,就是讨论我那11页纸,每隔几天就有同学打电话来:“还没有找到错处,还没有找到错处。”一个月以后,阿尔钦通知我:“可以动笔写了。”他(说)准备两年,我说:“一年可不可以?”他说:“一年不可以。”结果呢,我八个月就写完了。他说这真是奇迹。

我为什么八个月写完?因为林毅夫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奖,我要去芝加哥(大学)。我打电话给(系主任)哈伯格(Harberger),跟他说:“我的论文就写了一章,我怎么来呀?这是博士后的奖,我都还不是博士。”哈伯格在电话里说:“我们芝加哥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博士,我们都是称呼先生、小姐,没有人称呼什么博士不博士。你来吧。”那你想我该怎么做呢?(奖是)给博士后的,我连博士都不是。那我就坐下来,6个星期写完这篇论文。假如当年不是因为要搞摄影展览,我可能更短时间就写完了。《佃农理论》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,今天还活着,还存在,还在,对中国的发展帮到很大的忙,是帮得到的。

我放弃美国回来香港,不是在美国做得不好。现在回头来看,我是做得非常好的。(那个时候)同事们在一个小的办公室里边,我却有四间(办公室),什么都是我排第一。可以不用教书,爱教就教,要教什么也是我决定。要到外面做顾问赚钱,而院长也绝对同意,没什么问题的。我妈妈年纪大了,回去陪陪她也好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当年在广西小朋友们的情意结,就是我心有不甘,我念书在什么地方都念不成,到了美国,斩瓜切菜嘛,我在华盛顿大学三个月升了正教授。我心里想: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(是这样),去世的我那些小朋友们,给个机会他们,他们也会跟我一样。就凭着这一点。

我去芝加哥(大学)的时候,林毅夫的老师的老师舒尔茨(Schultz)搞了一个亚洲农业研讨会,请了许多名家在座。他邀请我,叫我第一个出场讲话,大名家都坐在那里,我呢,是个新博士。我现在想起当时说的一段话:“你们假如到亚洲农村看到一些小孩子在烂泥地上打滚,而我曾经是其中的一个。假如你们给(他们)我这样的机会,他们都可能跟我站在一起。”也就是说,我就觉得:中国人就是要给机会,中国人怎么可能比不上外国人?你给我一个机会,我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,而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小孩。我就是为了这一点。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回来。

我回来不到一年以后就开始用中文写,第一篇文章是在1979年,不是我写的那篇文章,是我口述的,写者是侯运辉、杨怀康两人。这时我不会用中文写文章,是他们写的,我口述,他们记录。那篇文章很重要,要重新整理一下再发表,那个题目叫《千规律、万规律,经济规律仅一条》,这是我回应孙冶方的,他说:“千规律、万规律,价值规律第一条”,我回应:“千规律、万规律,经济规律仅一条”。这个观点是我提出的,后来他们把它称作“华盛顿学派”的主要观点。很简单的,市场的价格是一个竞争的准则,价高者得,你出高价你就赢了。我说这个准则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,其他任何准则一定会(导致租值消散)。你用武力也好,排队比时间长短也好,(采用其他)任何竞争准则,获取这样东西的价值一定会被成本的提升所替代,那个价值就消散。你只能用市价,我给你这样东西,你给我那个,市价是唯一不会引起租值消散的准则。这一点是我提出来的。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

跟着我的文章说:没有私有产权,就不能用市价作为竞争准则。比如说,香港大学教授、讲师的住房是按分数的高低分配的,(那就)尽量去争高分,搞人事关系呀,种种的方法都有租值消散,只有市价(没有租值消散),只有市价(没有)。李嘉诚卖房子,你拿1千万去买一层楼,(假如你是)搞关系买到的,那个楼的价值会消散在这个成本上面。后来我知道我这篇文章对中国影响很大。因为我那些干部朋友们很难阐释这个问题。你排队轮购,早上三点钟就起来,去排队7个小时买一条鱼,那么鱼的价值就消散在等候时间上。你讲不通的。这不是市价,买个鸡蛋还要搞人事关系。这一点就是我开始建议中国改革,我这一点是很吃香的。当年我不觉得我那篇文章那么重要,这是侯运辉和杨怀康的功劳,我口述。这个观点:除了市价以外,竞争一样东西,你把市价拿开,其他任何的竞争(准则)一定有租值消散,一定有的,没有办法的。国内当年的干部们比较容易明白这一点,因为他们整天排队,准备走后门,搞关系,很离谱的。我79年去广州的时候,吃一餐饭,很离谱的。我的姐夫请我吃一顿饭,要搞多少关系才有餐饭吃?(所以)他们容易接受(我的这个观点)。交易费用就是这么引起来的,租值消散的效果。这一点他们可以接受。

他们难以接受的是(另外一点),这一点他们很难接受。什么东西难接受?我在同一篇文章里面说:要采取市价为竞争准则,这个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,一定要有私有产权。他们(对这一点)接受不了,就有这个问题。制度改了,交易费用降低。他们(对此)很快明白,因为他们天天排队,一天到晚搞关系,没有理由不知道。接着在一本小书《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?》里面,我解释得很清楚:你把这个市价准则拿开,其他准则一定出现,一定会增加交易费用,也就是说租值消散。你想它不存在,只能用市价,一定要有市场,一定要有私有产权。这一点他们接受不了,(大家)争论了很久。

在这方面我要感谢科斯,这一点我要感谢科斯。很多人以为交易费用是科斯的,这一点不重要。租值消散,牵涉到交易费用的租值消散,这一点是我的。市价是一种竞争准则。这个是阿尔钦的。不用这个(竞争)准则,用别的(竞争)准则,一定有租值消散。这一点是我的。但是我怎么说服北京(把它)转成私产、私有产权,北京对这一点有很大反感。(在)中国的文化传统(里),私字没有一样好的。私相授受、自私自利、夹带私逃,没有一样好的。而外国的“private”是好的,“Privacy”怎么不好呢?在中国呢,私字是没有一样好的,这是文化的问题。但是怎么翻译呢?“Private property”怎么翻译?他们现在用“个体”,这是很勉强的。 “Private”就是私,怎么不是私呢?这是很麻烦的。在这方面呢,人人都认为我要感激科斯,不是的。要感谢科斯,感谢阿尔钦,但主要是我的。科斯说权利要界定清楚,他可没有说私产,他只是说要界定清楚。那界定清楚不就是私产了嘛(笑声)。你们要明白,这一点是很幽默的。你说要把它转成私产,北京要把你杀掉。你说界定清楚,他说对对对(笑)。你们可以想象,我来卖药,换个包装,马上畅销。后来我跟着就提议将两权分离,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,其实这些不是我发明的。你看看香港土地到今天都是政府的,都不是私人的,所有权都不是私人的,(土地)都是租用的,要延期是没问题的。

1983年后期,我开始动笔写《卖桔者言》,接着写《中国的前途》,84年写,85年出版。接着写《再论中国》,85年写,86年出版,我这本书写得非常用心。北京盗版《中国的前途》和《再论中国》这两本书,每一本翻印2000本,在书第一页盖了个章:“内部传阅”。我平生被人家盗版,而感到很开心的就这一次(笑声)。周其仁给我看的盗版的证据:每一本都盖了个章。

我跟新华社应该是有默契的。一位姓叶的女士在香港新华社上班,我在华英念小六的时候,她读高三。我(那时)是香港大学的教授,她来访问我。我说:“很简单,我可以不说,可以不写,但是你让我写,让我讲,你们不能管我。这一点是做学者必需的。你们要我不写,要我不讲,通知一声就可以了,很容易的事。但是我讲和写,不要搞我。士可杀不可辱。”从那时候开始,到今天30多年,北京没有干扰过我。下面有干扰,我去什么地方,不准登、不准写、不准讲,下面的那些人自从聪明。我不是改革派,我写文章(时心里想着)中国以前饿死、病死的那些小孩子朋友们,我是为他们写。你叫我不讲,我就不讲。我一点也不伟大,我是为中国青年写。你要我不写我就不写,但是你不要干扰我。他们明白。到今天还是(有)很多人(被干扰)。这么多年,我从来都没有问题的。

然后呢,1985年,北京派了三个助手帮我(搜集)考察资料,梁小安(?)是其中一个。梁小安(?)在吗?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。(掌声)我调查承包合约,你们要很佩服北京,(他们)言而有信。我说得很明白:“我要什么资料,你马上给我,完全不要隐瞒。”他们要我研究承包,我说我要拿工作合约,我指名什么工厂,(合约)几天就送到。这一点是没话说的,全是真的,却轮到是我的问题。这就是我的天份了。对着文件做调查,看着合约做调查,我是天才,既快又准。他们拿了一大叠东西(给我),我看了几个星期(后),觉得这样做不是办法。为什么呢?改来改去,工业承包根本没办法做。那些投资、再投资,谁出的钱,买了机器,隔两天被人家偷了,怎么办?农业可以,工业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就知道(这方面)没得做。但是我答应人家一定要做,我只好拼命写下去,《再论中国》终于写出来了。我一看那些合约资料,我知道没法做,我知道工业承包一定失败,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两权分离,把国营企业转成私有。亏钱的当然就转啦,有政府维护垄断的他们就不转,搞到今天贪污一塌糊涂,乱七八糟。但是我有梁小安(?)他们帮忙,就写了《再论中国》。《再论中国》85年写的,86年发表,现在看起来是有点争议性。

王丽莉在哪?(王丽莉插话:在这。)王丽莉是北京派来的。我搞不清楚是86年还是87年,她说是87年,我记得好像是86年。大概是87年,她跟李忠凡,李忠凡已经不在了。中国有这样的成就不是侥幸的,很多干部都很好,所以不要一天到晚骂贪污。好多干部真的是很好的。林毅夫很清楚的,当然你现在发达了(笑声)。但事实上,当我知道李忠凡已经是没得救的时候,我叫林保华带几万块钱给他。(王丽莉插话:5万块钱,5万港币。)我叫林保华去交给他,但去得太晚了。

(王丽莉插话:当天带着5万港币到达北京,李忠凡是凌晨去世的,当时林保华先生给张五常教授打电话,说:“这个钱怎么办?” 张五常教授说:“把钱送给他的家属,代替我向他的家属慰问。”后来我就陪着林保华先生把5万港币送到李忠凡先生的家里。)

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值钱的。后来隔了几年,我一个人坐在上海希尔顿(酒店的)大厅里面喝酒,有一位穿着西装的年轻人问:“您是不是张五常教授?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他说:“我是李忠凡的儿子。”我有很多类似的故事。

当年李忠凡先生带我去温州,在杭州我跟干部们争论的时候,他站在我一边帮助我。(对王丽莉说:) “你也在场。对不对? ”我们去的时候,温州非常穷。

(王丽莉插话:到温州考察,张五常教授全部自费。当时我们到达杭州的时候,杭州体改委组织了一个报告会,在报告会上张五常教授讲了产权界定,还有(关于)承包的一些探讨性问题。这个报告讲完以后,当时(杭州)体改委的负责人就讲:“张五常的报告不是我们政府的意见,他的报告你们回去批判。”李忠凡先生是国家体改委理论局的副局长,他当时就讲:“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请张五常教授回国来谈,是因为他的理论对我们现在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(新现象),比如说承包啊,外汇啊,会起到一定作用。我们欢迎能够对国内改革有用的任何一个学派,所以这样子请张五常教授过来。”解释完了以后,大家就没有提其他的问题。当时温州和杭州的路很不畅通,很难走。在温州市副市长方善足陪同的下,我们和张五常教授坐了11个小时的小巴,晚上11点左右才到达温州。)

我跟那个副市长去雁荡山,王深泉、林保华、王建国也在。那时在宾馆里面一直聊,聊到很晚很晚。副市长拿出一本纪念册,要我题字。我先写“雁荡奇峰高千尺”,接着(准备写)第二句。王深泉是才子,也是天才,他一看就知道我下一句会闯祸。我本来想写:“雁荡奇峰高千尺,不及温州送我情。”这是抄李白的。“雁荡奇峰高千尺”(一写),他(就)看出来,知道我一定会闯祸,说:“你别得罪温州啊。”马上叫我改。“尚有温州待我情。”我改一改,就不要李白。当时大家都希望中国好。

比这更早一点时间,林保华在,(对王丽莉说:)你不在。12月份,厦门的副市长请我吃中饭,在鼓浪屿的半山上面,一间很破落的豪宅的后花园的一个露台上吃饭,我跟我太太,还有林保华,三个人去,进门的时候,林保华没得吃,我们两个进去,谈得非常好,差不多两个小时。那位青年很坦白,他还说得很清楚:“以后你有什么需要,(来)找我帮忙。”(他)姓习,是习仲勋的儿子。我以为就只见过他这一次,结果发现不是,因为在王丽莉传来的照片里我跟他还吃过一次晚餐。我做梦也没想到见过他两次,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今天权力可以这么大,不过他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。

现在的问题,在王丽莉那个时代,我们想见什么人就可以见什么人。安排去见江泽民,是通过高海燕。高海燕站起来。(掌声) 高海燕在港大跟着我,我不知道她跟着我干什么。我带着弗里德曼,还有我太太,弗里德曼夫人去人民大会堂会见江泽民的时候。高海燕站在门口,穿得很漂亮,化了妆。我说:“你在这儿干嘛?” 她说:“我代表国家招待你。”我才知道她跟着是做“间谍”。(笑声)

做错了一件事情,早前几年,弗里德曼要来中国,他问我要见什么人,我说我们要见赵紫阳。北京(方面)问我们要不要见邓小平,我说不要。这一点我做错了,错得很厉害。为什么当年我没有选择见邓小平呢?我就是怕他们两个会吵起来,因为弗里德曼在台湾,跟台湾的头头吵过架。以邓小平的个性,他不喜欢讲小话,假如吵起来怎么办呢?这是大错。后来曾经有东西说六·四天安门事件是我和弗里德曼搞起来的,其实弗里德曼什么时候赞成过民主投票?从来没赞成过,没听(说他赞成)过,无端端把账算到他头上。

有两本北京传阅的刊物,第一本第一页说:“这是香港某教授”,第二本就说:“香港张五常教授跟资本主义的弗里德曼煽动年轻人。”(这些)完全胡说八道,我应该写一篇文章把它骂一顿才行。我有篇文章“天下同声一哭”把他们批评得一塌糊涂。我是同情那些学生们,但是不同意,无端端地算在我头上。后来看到我那篇文章,北京派人来叫我再去。假如当年我说要见邓小平的话,那就会少掉很多问题,因为那些言论清清楚楚,说我跟弗里德曼、赵紫阳串谋。(这些)完全胡说八道。我其实就是担心他们两个会争论起来,因为我很熟悉弗里德曼的,他凶起来可以完全不客气的。他跟赵紫阳谈得非常好。想起来还是有很多乌龙的事情。说得很好,大家都很开心,怎么晓得后来闹出这么多复杂的事?

那天晚上在钓鱼台宾馆,突然之间林保华打电话来,说:“外面传得很开,说你们谈得很好。你想不想去方励之家里谈谈啊?”我说:“没问题啊。”我去敲弗里德曼的房门,他非常开心,因为(与赵紫阳)谈得很好。我跟他说:“我要出去一下。”他说:“小心!小心!”我说:“有车子接我去。”开车的司机是罗海鑫(?)。罗海鑫(?),听说过吗?到了方励之那里,电梯关了,走上11楼,有我在,有方励之夫妇,有林保华,有罗海鑫(?)、罗海鑫(?)的爸爸罗孚。罗孚是舒巷城(即王深泉)的好朋友,舒巷城已经跟他说了我小孩子的事情。我们去的时候知道有人跟在后面,(其实)就是(被)误解。你看到我的样子像不像搞革命的?我是穿起龙袍不像太子。(笑声)回想起来,很可能被某些人利用了。现在说起来还是有很大的感概。那天晚上周安桥也有去,因为很过瘾嘛,就去,都被误解了。

我喜欢自己赞自己。一篇好的作品摆在自己面前,自我欣赏,自我陶醉,有的时候仰天大笑,没什么不妥的,你怎么说都好,我觉得没什么不妥。就像我的经济学,在博士论文之后,也都算很顺利的,芝加哥(大学)啊,华盛顿大学啊,升职啊,薪水啊,假如我要继续再找钱的话,顾问公司多的不得了,那些反托拉斯的(案子)排着队来找我。

当时回来,被人家说我放弃学术,很多人说张五常曾经是可以的。可是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自己的国家中国还重要呢?我是这么想的,我肯定林毅夫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们是微不足道的,多一个也不多,少一个也不少。当时我回来看到中国的情况,很多人回来搞从事生产函数那一类的研究,我知道那些是没有用的,没有关系的,那你要我怎么办呢?我说我认识这个、那个大名家,这些是真事。我不是提他们的名字来高举我。弗里德曼对我很好,那是事实,他完全把我当成是弟弟一样。阿尔钦啊,科斯啊,常常都高举我,这些都是真事。

你要明白,我当时的立场就是,我是中国人,推出一些经济理论教他们怎么做,我不能说这些东西是我的,只能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谁谁谁的。中国就是这样子的,孙中山是抄马克思的,都是外国过来的,只有外国过来的才好。人家说张五常说的,张五常是谁?假如我说这是弗里德曼说的,那就不一样。

事实上我很熟悉弗里德曼,我提他是我的朋友,这没问题。你说我骗人,那我没办法,这些都是事实。那我该提谁呢?林毅夫的老师盖尔·约翰逊我很熟,西奥多·舒尔茨(Theodore Schultz)很熟,科斯很熟,弗里德曼很熟,阿尔钦很熟,这么多名家,我拿哪一个来推销呢?弗里德曼说要自由,资本主义自由嘛,选择自由嘛。北京朋友们说:“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自由,哪里需要你?”这很麻烦。阿尔钦讲的产权太深奥了,最简单的就是科斯,交易费用他们容易明白,再经过我的阐释,代到市价和非市价的竞争准则,就明朗很多。而且还有科斯的权利界定,这一个就一定要提到私产。那我就把科斯捧出来了。中国就是这个样子,对自己人没信心,对外国人就十分放心。是这样子的,这是没办法的。你要卖药,(他们认为中国)自己出的药,如云南白药,都不行。你一提外国牌子,马上就行。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常常写文章,一边捧科斯,一边捧弗里德曼,一下子捧阿尔钦,你们以为我是在吹牛,故意说我认识他们,其实不是的,我不想领功,尽量把功劳给他们。我大有资格说这些都是我的,我在交易费用、合约方面的贡献不比他们少,绝对少不过他们,我对产权的认识绝对不会比他们少,你们问问巴赛尔,他说我是天下无敌。你们问诺斯,他也说我是天下无敌。我可以说是我的,但是这样子就卖不出去。(笑声、掌声)

回看起来,回顾平生,我算是做得差不多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叫爱国,但是我关心,其中关心的原因就是心有不甘。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给他们机会,一定赢的,一定赢的。因为我在美国教了那么多年书,中国假如有个好制度,一定赢的。因为相当平均的中国人,给他们一个机会,他们一定会赢,中国没有什么种族歧视。但是我不是改革者,建议我可以做,建议跟改革是两回事,你要我参加什么会,我完全没兴趣,我对头衔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们看到我,说我张五常博士,我差点因为要交50块美金连博士文凭都不要了。有个人在我毕业的时候说:“外国学生要给50块钱才能拿文凭。”我想这个文凭哪值50块钱,我说:“我不要。”结果教务处长从后面追出来:“我听说过你那篇论文,你不要,我要你拿博士。你不肯出50块,我帮你出。”(笑声)

回看起来,现在的问题是:利益团体多了很多,有很多的海归名校博士,他们讲什么生产函数呀,方程式呀,回归分析呀,没有用的。我昨天晚上对林毅夫说:我老了,现在的那班人不行,只有他一个在。

谢谢各位!

 

(文字稿整理:whicheye、半长不长11,校对:自在江鸥、小叮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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