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:社会成本之谜

编者按:此文是科斯最伟大的文章之一,现有的中文翻译实在太差了。此翻译只为自娱自乐,细节上未必准确,但重要的思想,编者会思量再三,并可能写下自己的看法。

1.  将要考察的问题

这篇文章所关心的,商业行为的负面影响。最典型的例子,是一家工厂的烟雾,对邻近物业带来污染。对于这类情况,通常的经济学分析,都着眼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同。这是庇古在“福利经济学”中的处理方法的延伸。通常的结论是,让工厂对烟雾造成的伤害负责,或者,让工厂交税,交多少取决烟雾的多少,又或者,将工厂赶离住宅区(或者类似性质的区域)。我的观点则认为,这类处理是不合理的,因为常带来不必要甚至不好的后果。

2. 问题的相互性

传统的处理,并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选项。通常大家会想,如果A伤害了B,那么如何限制A呢?但这是不对的。这个问题其实有对偶性:因为要避免伤害B,就不得不伤害A(编者:因为限制了A的选择嘛)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是,到底应允许A伤害B,还是B伤害A?关键,是避免较大的伤害。在之前的文章,我引用了一个案例:糖果商人机器带来的噪音和震动干扰了医生的工作。要避免伤害医生,就要伤害到糖果商人。这个案例带出的问题是:若限制糖果商人的生产方法,给医生带来更多生意的同时,减少了糖果的产量,是否值得呢?另一个例子,是放牧对邻近稻田的毁坏。假设牛总是要养的,那么肉类增产就意味着稻米减产。选项很清楚:要肉还是要米?问题的答案,当然取决于两者的得失。再举一个Stigler教授关于排水污染的例子。假如污染的危害是鱼的死亡,那么需要决定的问题是:损失的鱼的价值是否多于污染背后的产品的价值?这些问题需要从总体和边际去看。

3. “损害有责”之下的定价

要分析这个问题,我想先按照大多经济学家认同的方式,假设产生伤害的企业要负责,并假设定价成本是0.

放牧和稻田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假设牧人和农夫是邻居,之间没有栅栏,而养越多的牛就会毁坏越多的稻田。至于养牛越多,边际伤害是否越多则是另一个问题。这取决于牛喜欢跟着走还是并排走,或者牛是否越多就越不受拘束,诸如此类。对我目前的分析,这一点并不重要。

为了将问题简化,我用一个具体的数字。假设架设栅栏每年成本9块钱,稻米1块钱1吨。又假设,养一群牛会毁坏1吨稻米,两群3吨,三群6吨,四群10吨。这样,养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群牛,边际上稻米的损失是1,2,3,4吨。由于牧人要对稻米的损失负责,养两群牛变成养三群,他额外多了3块钱成本。这成本要加进养牛的其他成本里面。换言之,若非增产的牛肉价值高于多养一群牛的成本加上稻米的损失,牧人不会再多养一群牛。当然,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少稻米损失,而成本较低,就会被采用。由于栅栏的成本是一年9块钱,如果牧人想养四群牛或以上,他会付钱架设栅栏(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)。一旦栅栏被架起,多养一群牛需要多赔的稻米损失就是0,直到多到一个程度,栅栏顶不住牛群往上倚靠,而使架设的费用增高。而当然地,如果牧人只养3群牛或以下,他宁愿赔钱给农民而不是架设栅栏。

有人可能觉得,牧人对稻米损失的赔偿,可能让农民种更多的稻米。其实不然。假设稻米一直都在竞争下售卖,边际上成本等于市价。增产会带来损失 。在新情况下,米是卖得少了,但加上牧民的补偿是一样的,因为牧民补的就是市价。(意思是,被牛踩坏的就当卖掉了,农夫种多少跟之前没有区别)当然,如果养牛普遍地毁坏稻田,导致米的市价上升,农夫还是可能增产的。但我们现在只考虑个别农夫的情形。

牧民的出现不会导致农民种植的增加,却有可能导致减少。原因是,如果稻田被毁坏得很厉害,卖米所得还不够种米成本,农夫和牧民就会达成协议,将稻田空置。这一点可以用数字表达得很清楚。假设种一块田所得的米值12块而成本是10块,种田的利润是2块。现在牛群导致稻米损失1块,那么,农夫卖米得11块而牧民赔偿他1块,利润还是2块。假设现在牧民见有利可图,增加养牛数量,导致稻米损失3块。这意味着多养的牛价值高于多养牛带来的成本,这包括多毁的米,即2块。现在,牧民赔偿农夫3块,而对于农民来讲,总利润还是2块。牧民会宁愿农夫不种米而赔偿农夫不超过3块,而农夫会答应不种米只要赔偿超过2块。很明显这中间有达成协议的空间,使农田空置。这个论证不只适用于整块农田,也适用于部分农田。比如说,牛群总是沿着一条固定路线,去小溪或阴凉的地方。这时,路线上的稻田毁坏程度会很高。农夫会跟牧民达成协议,将那一片稻田空置。(编者:英国人很喜欢在这种细节上磨磨唧唧,Adam Smith亦如是,编者很是喜欢)

但这样又会带来另一种可能。假设这一片农田上种米卖得10块而成本11块。即使没有牧民,路线上的农田也是会空置的。但牧民来了以后,如果农田被种植,全部会被毁坏。这样牧民要赔偿10块钱。没错农夫是损失1块但牧民损失10块钱。这样的情况不会长久,因为双方都不利。农夫会想办法让牧民给他一点钱,换取这一片农田的空置。农夫能得到的不会超过栅栏的成本,或者高到让牧民宁愿不养牛。最终的价钱取决双方讨价还价的功夫。但这价钱不会高到让牧民放弃养牛或改变养牛的数量。它只会改变牧民和农夫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。

我认为很清楚的一点是,如果牧民要对稻米的损失负责,而定价成本为0,养牛带来的外在损失会被算进养牛的成本。这成本的考虑,加上养牛市场的完全竞争,养牛的配置会达到最优。需要强调的是,计入成本的外在损失,可能远低于养牛行为本身带来的稻米损失。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易下,有空置农田的可能。只要养牛带来的损失,亦即牧人给农夫的赔偿,超过农夫愿意为种这块田付出的钱(编者:简单说,就是种这块田的利润,不算地租,但减去机会成本,好像还是有点复杂。。。),空置农田就是有利的。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,农夫愿意为种这块田而付出的钱,等于种这块田所得和种次优一块田所得之差。如果养牛对稻米的损害价值超过农夫愿意为种这块田而多付的钱,考虑到这损失后,种次优一块田会更好。(这里我差点以为科斯错了,其实很大程度体现了科斯对成本的深刻理解,且让我解释一下:假设,种田A的所得是10块,田B是3块,又假设,养牛会让田A损失8块钱。显然,种田B但同时让牧人赔偿8块,胜于种田A而让牧人赔偿。这分析逻辑上是对的但并不牛逼,个人认为科斯思考角度如下:在没有牛的情况下,为了种田A,农夫最多愿意额外给7块钱。这7块钱,可以理解为种田B比A成本高7块(成本是放弃的代价,其实,是要有参照系的。通常我们说,生产某商品成本300块,是以不生产为参照系)。现在有了牛,种田A成本多了8块钱(无论以什么为参照系),这样种田A成本就高于种田B,所以应该种田B。乍看之下这分析好像不对。如果种田B没有8块钱补偿,那还不如种田A同时拿8块补偿。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:如果无论种田A还是田B,8块钱补偿都是有的,那么这8块钱抵消。这样,以不种为参照系,种A成本是8+3而种B是10,应该种B。需要注意的是,这种情况下选择种A还是B,个人成本跟社会总成本是一致的。如果种A有8块补偿而种B没有,相当于增加了种B成本多了8块钱,这8块钱恰恰使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背离。)只允许牧人补偿农夫损失而不允许空置农田,会使养牛数量过少或者这块田耕种过多。不过,在市场交易下,稻田毁坏价值高于田地租值的情况不会长久。无论是牧人给农夫钱让他空置农田,或者他自己用稍高一点的价钱租下农田,最终结果都是一样,而使产值最大化。即使农夫一开始种田,而卖米所得不及种田成本,这也只会是短期现象。最终协议会被签订而农田被闲置。牧人依然养牛而边际上的牛肉成本会跟之前一样,长远来看对资源配置没有影响。

4.“损害无责”之下的定价

依然假设定价成本为0,现在我们假设,产生伤害的企业无须为后果负责。它不需要为它带来的损害付出任何赔偿。我会说明,在这假设下资源的配置与前一种假设–企业要为自身行为后果负责–是一样的。由于前面已经说明了此配置是最优的,我就不重复这部分的论述了。

还是回到农夫和牧民的例子(编者:用回刚才的数据)。牧民养牛越多,农民的作物损失就越大。假设牧民养牛3群(这也是不考虑稻米损失的情况下牧民养牛的数量)。那么,农夫愿意给牧民3块钱,让他将牛群减少到2;5块钱,让牛群减少到1;6块钱,让他不养牛。牧民如果养2群牛而不是3群,会有3块收入,这3块钱应计入养第三群牛的成本。这3块钱,无论是牧民养第三群牛时应该额外赔给农夫的(这是第一种情况:假设牧民对农夫损失有责),还是他不养第三群牛时农夫补偿给他的(这是第二种情况:假设牧民对农夫损失无责),并不影响最终结果。因为两种情况下,这3块钱都要计入养第三群牛的成本。若第三群牛带来的价值高于带来的成本(包含这3块钱),牧民就会增产,否则就不会。故牛群的数量与破坏稻米责任谁属,并无关联。

也许你会说,以上的数据过于特殊。这是对的。但农夫愿意为保稻米而作出的赔偿,不会超过牧民可能带来的损害。比如,农夫赔偿数额不会超过栅栏的费用,即一年9块钱。农夫若赔这9块,这9块也不会多到让农夫不如不种地(可能是整块,可能是某一块)。而且,农夫赔这9块的前提是,他相信若他不赔,牧人会养4群牛或以上。假设就是这种情形,那么,农夫愿意赔牧人3块钱,让他将牛群减少到3(编者:因为这时农夫损失6块钱的稻米,总共是9块钱,如果要赔,比如4块钱,让牧民将牛群减到3,这样总共损失是10,块钱,还不如修栅栏);6块钱让牛群减少到2;8块钱到1;9块钱不养牛。无论开始时牧人养多少头牛,这些数字都不变。而且,对于牧人,若从3群牛减少到2群,都依然可以额外从农夫处多获得3块钱。这3块钱是第三头牛带来的稻米损失。所以尽管农夫对于牧民养多少牛的估计,会影响他愿意给牧民给多少钱,但却不会影响牧民养牛的数量。这数量跟牧民要为稻米损失负责的情形是一样的,因为,少得3块跟多赔3块是一样的。

有人会说,农夫的赔偿会让牧民多养牛,使农夫赔得更多。这可能是对的。这跟牧民要为稻米损失负责的情形本质上是相似的,在该情形中,农夫最终会跟牧民签订合约而闲置农田。此情形中,最终的均衡结果也是一样的, 无论牧民是否对稻米损失负责,长期来讲均衡点是一样的。

有一点是要先明确的:造成损害的一方是否要为此负责。没有这初始权利的界定,就不可能有市场交易来将此权利重新分配。但分配的最终结果(使产值最大化的结果),却跟此初始权利界定无关,这里要假设价格系统费用为0.

5. 对问题的重新考虑

企业行为的损害有多重形式。一个英国的案例是,一栋建筑因为挡住了空气流动,阻碍了风力磨坊的运行。弗罗里达最近一个案例是,一栋建筑遮蔽了旁边酒店泳滩、泳池和日光浴的阳光。之前我们详细讨论的,关于养牛和种米的例子,尽管看起来很特殊,却是一个很一般的问题的范例。这个一般问题,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。为搞清楚我论述的本质,以及此论述的一般性,让我在四个真实案例中重新引用一遍。

让我们首先考虑Bridgman的案例。此案例我在“联邦通信委员会”一文中引用过。这个案例中,糖果商人用两套杵臼营生,一套用了60年一套26年。后来,一个医生买了旁边的房子。糖果商人的机器起初对医生并无影响,直到8年后,他住进了房子,并在花园边上建了一个诊室,此诊室就挨着糖果商人的厨房。然后他发现,糖果商人机器带来的噪音和振动,使医生无法使用诊室。“特别是,噪音使医生无法用听诊器检查胸部的疾病,而且他也发现,无法进行需要思考和专注的工作。” 故这个医生采取法律行动,要求糖果商人停止使用机器。法庭很轻易地批准了禁制令。“我们判案的原则若严格执行,可能会在个别的例子中给人带来困难,但若否定此原则,却会带来更多的困难,及对住宅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。”

法庭的决定,确认了医生具有禁止糖果商人使用机器的权利。但是当然地,用两者间协议的方式可以改变法庭所设想的结果。医生可以放弃他的权利,允许糖果商人的机器继续运作,如果糖果商人愿意补偿他一笔钱,此补偿高于他因为要换到更贵或不方便的地方执业,或因为在此处执业的某些限制,或者,作为一种可能性,因为要建一堵隔绝噪音和振动的围墙,而带来的损失。糖果商人会愿意这么做,如果这补偿低于他因为生产模式改变,或因为放弃生产,或因为换到其他地方生产,而带来的损失。问题的解决方案,本质上取决于糖果机器的继续使用,带来的利益是否高于医生的损失。现在考虑另一种情形,如果是糖果商赢了官司。那么他有权继续使用他那产生噪音和振动的机器,无须赔偿医生。皮球被抛到医生那:他要给糖果商人赔偿,以换取机器的停止使用。如果机器的继续使用给医生带来的损失,高于给糖果商人带来的收入,两人间便存在协议空间,让医生给糖果商人补偿,停用机器。换而言之,在同一种环境下(编者:医生损失高于糖果机器带来的利益),若医生有权让糖果商人停用机器,那么糖果商人继续用机器、同时给医生补偿损失(假设医生)的做法不利;若糖果商人有权继续用机器,医生付钱给糖果商人让他停用机器的做法有利。基本情形跟牛和稻米的例子是一样的:假设市场交易费用为0,法庭关于损害责任的判决,对资源的配置并无影响。法官自然认为,他们在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–向着有利的方向。任何其余的判决将“对住宅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”。此论述是在一个例子中提出的:一个锻铁厂建造在一块贫瘠地上,此地后来变成一个住宅区。法官关于土地用途的判决的观点(即他们这样做使经济运行有效,其他方法都是无效的)仅仅在一下情况是正确的:任何一种权利重新配置,所需的交易费用高于其带来的好处。而将一个地区保留为住宅或专业人士使用(通过给予非工业使用者停止噪音、振动、烟雾等的禁止令)只有在以下情况是明智的:更多的住宅区设施的价值,高于蛋糕、钢铁等的损失。不过,法官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。

同一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来自Forbes的案例。在可可纤维垫生产的工序中,晾干前需要先浸泡在漂白溶液中。一间硫酸铵工厂排出的烟雾,会使垫子的颜色变得深而黯淡。这是因为漂白的溶液中含有氯化锡,跟硫化物反应后会变得深色。纤维垫的生产者于是申请禁制令,禁止工厂继续排放该烟雾。辩方律师则辩称,“如果控方换一种漂白液,纤维就不会受影响。他们进行漂白的方法不是常见的,与行业的一般做法不同,甚至还对所漂白的纤维有损害。”法官则认为,“我觉得很显然,一个人有权在他自己的地方使用氯化锡,或任何含金属的染料,进行生产。而邻居并无排放气体影响这生产的自由。所以,如果可以追踪到这影响是来自邻居,我认为他当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。”但考虑到这影响是意外的,不常发生的,也进行了小心的防护,而且没有其余的风险,禁制令不获批准,但控方有权对造成的损失采取法律行动。后来的发展我并不了解。不过很清楚地,这里的情况本质上和Bridgman的例子一样,除了纤维垫生产商没有获得禁制令,而必须寻找硫化物带来伤害的证据。对此的经济学分析跟牛和稻米的例子完全一样。为了防止伤害,硫酸铵厂可以加强防护或者搬走。哪一种做法都增加了成本。又或者他可以赔偿损失。如果赔偿的数额少于防止伤害的费用,他会选择赔偿。赔偿的数额就要计入生产硫酸铵的成本。当然,根据法庭审讯中辩方的建议,如果控方改用另一种漂白液,(我们假设,这样会增加了成本)损害将不复存在。如果换漂白液所增加的成本,低于不换时纤维垫的损害,控辩双方就可以进行交易,然后控方换漂白液继续生产。如果法庭的判决不利纤维垫厂,即,纤维垫所受的伤害不获赔偿,资源的配置也不会受到影响。如果换漂白液增加的成本低于不换时纤维垫的损害,纤维垫厂依然会选择换漂白液,若高于则不换。又因为纤维垫厂愿意付不超过它所受的损失(换漂白液增加的成本,和不换时纤维垫的损伤,两者中较小的一个)来换取硫酸铵厂停止生产,这个损失的数额依然可以计入生产硫酸铵的成本。这个案例技术上跟牛和稻米的例子完全一样。

Lefever 用小说的形式,提出了一个烟雾的问题。控辩双方住在相邻的房子,高度相约。

“在1876年之前,控方能够在房子中任何一个房屋生火,烟囱不会冒烟;三四十年来两家相安无事。1876年,辩方将房子推倒重建。他们在控方烟囱旁边建了一道高出很多的墙,并在房顶叠了木材。这使得控方的烟囱在生火的时候冒烟。”

显然,烟囱的冒烟是因为墙的竖立和木材的叠起,阻碍了空气的流通。在审判中陪审团裁定,控方获得40块钱的赔偿。之后案件在上诉庭被推翻。Bramwell认为:“据称,且陪审团亦发现,辩方对控方的房子带来了干扰。我们认为这并没有证据。没错是存在干扰,但这并不是辩方所造成的。他们没做任何产生干扰的事情。他们的房子和木材是无害的。是控方造成的干扰:他用煤来生火,而烟囱离辩方的高墙很近,导致煤烟无法排除而跑回屋子。如果控方不再生火,或移动烟囱,或建高一点,干扰将不复存在。所以是谁带来了干扰呢?如果控方的房子和烟囱建于辩方重建之后,那么干扰的责任肯定来自控方。尽管事实上控方的房子和烟囱建于辩方重建之前,责任的归属是一样的。即使说是辩方造成了干扰,他们也有权这么做。如果控方对空气流通的权利,是在辩方建房子和叠木材的权利之下,那么辩方行使这个权利,即使带来了干扰,也无须负责。

而Cotton认为(编者:应该是另一位法官的判词):在这个案例中,辩方围墙的竖立,对控方房子中人类居住的舒适程度,带来了实质和重要的阻碍。这种阻碍被认为是干扰,并且辩方需要负责。一般而言这是成立的,然而,辩方带来的阻碍,并非向控方的房子输入烟雾或毒气,而是阻碍了控方房子的烟雾扩散,对此,控方并无权利。控方制造了烟雾,造成了自己的不便。除非他有权用一种特有的方法排出烟雾,而辩方阻碍了这个权利,否则他无法控告辩方。因为是他制造了烟雾,而没有用有效的方式排除,最终造成了自己的不便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中制造了污水,并用管道排向邻居的土地。除非他获得了这项权利,否则邻居可以闸停管道而不用为此负责。毫无疑问污水的上升会带来巨大的不便,但邻居的行为是合法的,他不需要为此负责,因为是别人自己积存了污水,而没有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排放。

我并不打算去说明,无论法庭的判决如何,在双方的商讨后(考虑到在别处叠木材的费用,将烟囱加高的费用等等),最终的结果都会一样。因为同样的讨论已经在牛和稻米的例子,还有之前的两个例子中,进行过了。我想讨论的是上诉庭的观点:烟雾带来的干扰不来自加盖围墙的人,而来自点火的人。这个例子的经典之处,在于被烟雾干扰的正是点火的人,而非随便一个第三人。这不是一个平凡的问题,它正处于我们讨论的核心。是谁产生了干扰?答案是显然的:烟雾带来的干扰,是由加建围墙的人,和点火的人,共同产生的。有火没有围墙,或者有围墙没有火,都不会有此干扰。不建围墙或者去不点火,烟雾干扰都会消失。按照边际原则,两者皆有责,两者都要将烟雾带来的损失算进成本,以作为是否继续该行为的准则。若允许市场交易,这是事实上会发生的事情。尽管建墙的人对干扰无责,由于受烟雾影响的人,最多会愿意付出与烟雾消失之利等值的钱,予建墙的人,这部分价值要算进建墙和叠起木材的成本。

法官们的观点认为,点火的人自己造成了烟雾的干扰。这观点只有将围墙的存在看成既定事实,才是正确的。法官也是这么做的:他们认为建围墙的人有合法权利。这个案例,如果是烟雾对木材造成了损害,会变得更加有趣。这时,建墙的人成了受害的一方。案子会与Bridgman的案例非常类似,很少人会质疑,点火的人需要对木材的损失赔偿,尽管如果围墙不建立而木材不叠起,什么损失也不会出现。

法官需要决定法律责任谁属,但这不应该对经济学家考虑所涉及的内在的经济问题带来困扰。在牛和稻米的案例中,如果没有牛,稻米不会有损失。同样地,如果不种米,米也不会有损失。如果糖果商人不用机器,医生的工作不会被打扰;但如果医生不是将诊室设立在特定的地方,机器也不会打扰他。纤维垫被硫酸铵的烟雾染黑;但如果纤维垫厂家不用特定的漂白液,并在特定的地点晾干纤维垫,损害也不会出现。如果我们从谁导致了伤害的角度考虑问题,双方都导致了伤害。如果我们是要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,那么双方都应该将伤害或干扰带来的损失算进他们行事的成本。完善的价格系统的一个美妙之处在于,正如我们之前的解释,有害处的行为带来的损伤,会算进任何一方行动的成本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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